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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思考:新中国70年语言学学科、学术和话语等体系建设

www.gdzzdb.com2019-09-14

【项目论坛】

建国70年来,我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取得了显着成效。新时期,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致力于学术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今天,有必要回顾和探讨过去7年语言学学术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0年。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相对较早,发展相对成熟。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有一个语言研究所。70年来,作为国家科学院的专业语言研究机构,语言研究所一直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语言学院最初专注于文本改革、民族语言和现代汉语研究。随着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语言研究所的各项任务都转变为汉语的历史和现状。长期以来,它主要由现代汉语、古汉语、语音学、方言学、辞书学、机器翻译、情报学等材料支撑。这门学科的分类模式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其主要思想是根据研究对象(古代和现代)的年龄来划分学科,并将其体现在教学和研究的各个方面。1977年,卢淑祥在语言学院成立了现代汉语研究室,这是语言研究学科的一次重大调整。这门学科的设置并不符合历史上社会历史所界定的“现代性”概念,而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文体学思考。它反映了陆叔湘作为现代汉语一部分的现代汉语学术理念。事实证明,这门学科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综合研究。2001年,沈家璇在语言学院彻底废除了基于年龄的学科分类方法,并根据学科性质建立了句法语义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它是语言研究机构的第二大学科调整,使语言学科自身的分类模式更加合理。

在与语言专业相关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20世纪初的外语系对语言和文学进行了区分。后来,中国文学系文学与语言的专业区别越来越明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为了在语言学院培养汉语专业,语言学的实践并没有在中国其他大学推广。早在1948年,《国文月刊》就中国外语合并发表了许多意见,并重新划分为文学和语言系。朱自清,陈望道,卢书祥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讨论。 60多年后,关于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建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讨论再次出现。学者们讨论的师生问题依然存在,国家的需求与过去不同。应该说语言是在大学中建立的。学习一门学科不是一个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学科内的学科设置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世界需求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中国语言学在初等教育中的教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和“中国”这两门课程在中学分别以与苏联相同的方式开设。实践证明没有必要。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语文知识在汉语教学中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我们设想,如果大学的语言学系有更合理的专业设置,那么在中学语文课程中推动语言知识教学的目标和实用性可能更有效。

尽管语言学的学术体系还远未成熟,但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几十年来一直非常活跃。其中一条明确的主线是寻找中国特色。

在中国古代,有成熟的文本,音韵学和注释研究,这种方法是独立的。自20世纪以来,它与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在语言研究中,无论是古代语言的建构还是现代方言的记录。除了对共同语言的分析外,它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具有非凡的现代科学色彩。古代中国人没有系统的语法话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者试图通过拉丁语和英语语法体系建立汉语语法体系。 20世纪40年代,陆书祥《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在建立符合汉语的语法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吕淑香和王力强调句式,语义和修辞取向,在汉语知识的普及和提升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研究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并就主题对象和词类进行了几次重要讨论。因为眼睛太受限制而不能与俄罗斯形成对比,所以很多参考文献都没有与20世纪40年代陆书香和王力的水平相提并论。回去。例如,对中国主客体的理解比陆书香《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的理解要差;对朱德熙四十年代对“文学创新论”的批评,对汉语词类的理解并没有跳出来。 “对词语进行分类的标准只能是文字。分配的原则仍然缺乏理解。应该说,几个中国语法专题讨论对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影响的中国研究正确路径的负面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讨论越来越活跃,主要集中在方法的研究上。从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描写方法的运用到80、90年代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运用,为汉语语法的多方位观察开辟了新的视角。语言事实越来越丰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但离实现学术体系的目标还很远。回顾这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更加关注世界语言的多样性,试图控制跨语言研究方法的共性,并设定合理的研究方法。度量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只关注印欧语言。言语特征。当然,这是对不同语言异同的普遍描述。然而,着眼于语言异同的“世界观”可能无法解释汉语自身的深层动因。这是中国学学术体系尚未形成的根本原因。

早在20世纪70年代,陆淑香就试图摒弃从形态语言中借用的概念,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沈家璇一直致力于汉语词类和句法关系的几个经典问题。她通过对世界语言的广泛观察和对汉语事实的深入思考,从汉语词类中最基本的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入手,发现汉语中存在着一个层次上的语法单位。系列的范畴包含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包含关系相吻合。应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基于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和世界语言变异的视野,首次系统地揭示了汉语的本质。这是中国语言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话语系统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国研究人员习惯于使用西方话语系统与国际学术界交流。这无疑实现了顺利的“融合”,使外国学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一些事实,但中国的事实却以这种方式传播开来。它们只对应于其他语言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一面,无法揭示中国人的整体外观,同时失去了反映中国人本质的最重要内容。例如,沉家璇指出,真实词和功能词之间的区别最初是中国古人对语言学的贡献。西方学者知道他们介绍了他们的语言研究,并意识到这种区别非常重要。这个概念转向西方,并进行了修改。西联汇款的标签被卖回中国。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它的原始意义,并根据西方的反对概念来理解它。这值得我们反思。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先后提出了与汉语本质相关的节奏,语法,语法,语法等概念。这些概念远非古代词汇传统,与鲁书香,朱德熙等现代学术大师的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从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它们被西方当代语言学理论,句法语法和认知语法系统地解释。具有当代学术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话语系统。

回顾70年来中国语言学走过的道路,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模仿国外学术体系、进入西方话语体系、参照其他国家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国研究者正在追求中国人的特点。最初的心一直是几代学者追求学术的动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众多西方学说面前表现出冷静和理性,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继承感和民族性,具有较高的独创性和时代性目标。系统专业的科学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希望中国语言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前提,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语言学学科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与中国优秀传统的融合。民族文化。现代西方语言学先进理论的语言学术体系构建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语言话语体系。因此,构建全面、全领域、全要素的汉语语言理论体系,是新时期语言学家的学术目标,也是新时期语言学家的使命。

(作者:张伯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基于汉语句法与语义句法互动形式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何伟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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